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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气一边说，心会表现出耳目口腹之欲、饥食渴饮之需，此即是人心。

从气一边说，心会表现出耳目口腹之欲、饥食渴饮之需，此即是人心。

其一是报本，《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所以，天帝与祖考之间的这种差等性也值得注意，传统儒家主要是通过礼制的设计，体现天帝与祖考之间的差等性。

也就是说，当德位分离之后，配祀者与主祭者理应是以德为本的圣人，而不是以位为本的皇帝。那么可以说，《孝经》蕴含的韦布享祀之微义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孔子对周礼的反思与救治。后世的执行者可以根据这一原则，每朝更换其所配始祖，每世更换其所配父考。如果说希伯来传统更侧重于强调上帝的绝对性，那么儒家传统则不仅拥有事天接上的超越维度，同时注重经世接下的人道层面，即《孝经·感应章》所言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在希伯来的传统中，《旧约·创世纪》记载了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上帝对亚伯拉罕给出一个基于伦理选择的终极考验，让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祭给他。

一是周必大提出：周公虽摄政，而主祭则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参稽古制，藏事于明堂，其曰严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非谓自主其祭祀也。对这一矛盾的呈现，有助于我们理解黄道周提出的韦布而享祀的孔子微义。他在《〈章氏遗书〉序（代）》写道：世衰道微，邪说诬民又作，至有奉吴皖淮鲁诸儒为正宗，谓曲符乎科学方法者。

职此之由，他认为晚清兴起的尊孔思想，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大势，在必然到来的共和时代，由孔子教义而形成的秩序必然被打破，这意味着，尊孔已失去历史的正当性与必要性。14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37】傅佛果由此指出，内藤对于中国政治形态共和性质的认识具有预见性，是建基于近世史之上得出的结论，而内藤也是共和主义的热心倡导者，就此而论，湖南的‘近世论对于未来是具有某种规定性的。23《章氏遗书外编第十七：和州志二》，《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58页。

而张尔田恰恰站在内藤的反面，旗帜鲜明地尊经尊孔，视孔子为教主，强调孔教与共和政治并不冲突，立孔教为国教实有益于真正共和的实现，是长治久安、永保四万万同胞之身家之宗祀之嗣胤的根本。若张尔田对内藤以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与现代学术观念讨论章氏之学有所体察，或许不会有东方文献之寄无人的感慨。

内藤成长、学习与舞文弄墨的时代，致力于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在日本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去中国化与学习西方同时进行。【8】有言如此，则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所云日人将《史微》列为大学研文史者必读之书亦非虚言。【14】经查，此诗似未在国内报刊上正式发表。《左传》又一变为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史记》又变为班固《汉书》的断代史体裁。

61内藤湖南著、马彪译：《章学诚的史学》，《中国史学史》，第370页。耆旧凋零三岛尽，黄农绵邈百家陈。32《史微·明教》，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第164—165页。12《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295页。

57子安宣邦著、王升远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第31—36页。在他看来，清代的考据学具有实事求是、治学精密的实证特点，这种方法与欧罗巴近世科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53】因此具有近代科学性，他念兹在兹的还是欧罗巴。

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从1899年开始多次造访中国，与彼时众多中国政学两界名流硕学往复交流，其中就有张尔田。42张尔田：《答梁任公论史学书》，《亚洲学术杂志》1922年第3期，第1页。

据此而论，日本近代学界对章学诚、张尔田的引进，对于重认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15钱婉约、陶德民编：《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但时会即开，学风丕变，以科学信念为领衔的异域谲觚之谭如风邪侵袭，无孔不入，尔田所坚守的学术传统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以至分解重组、面目全非，最终湮没于现代知识分科的浪潮之中。夫姬公、孔父之书，在今人言之诚无所用，然吾民族得以蕃滋于此陆，以汔于今，先民之赐又宁可厚诬?【42】强古人以就我，以西洋学说整理故国事实，近世中国学者多如此，内藤湖南又何尝不是?尔田虽未睹内藤是论，然其所言，无疑与内藤针锋相对。【25】章氏承认孔子之大与博学，但认为乃学于周公，周公学于历圣，集诸圣之成，且有德有位而得以制作典章。夫彼以其异域谲觚之谭，文之以苟钩鈲析乱之术，而强附于吴皖淮鲁诸儒，使吴皖淮鲁诸儒有知，其许之乎?【68】来自异域的科学方法毕竟与休宁、高邮之学不同，强作比附，对中国固有之知识体系不可能不构成威胁，张尔田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异域谲觚之谭将使重综合不尚分科的中国学术破碎淆乱，方才如此激烈视之为邪说而抵抗之。

学术升降盛衰消息，于此可知。一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号湖南，是日本近代著名史学家、京都学派的开创者。

内藤认为章氏的观点与现在的史学体裁也自然的形成了一致，因为即便是今日西方的名著，也无一例外是以这种纪事本末体来撰述的。1912年其弟张东荪（1886-1972）将四卷分为八卷刊刻，为壬子本，1926年增订八卷本。

【52】如此一来，周公制礼作乐之说大打折扣，甚至难以成立了。因各自关怀不同，就对孔子的认识来看，章氏所论与之相距甚远，因而，内藤所谓《史微》只是摹仿《文史通义》而作，是对章氏之学的复兴的看法显然流于表面，有失察之虞。

【9】由此可见张尔田学术在内藤心中的地位。20张尔田：《与陈柱尊教授论学书》，《学术世界》1935年第3期。其持论如此，亦自有时会使然者，当其著书立言之际，千年变局愈演愈烈，若章氏欲弥合今古文之争而与考据学争胜，张尔田面对的情势则更为复杂——西方思想进入、学制转型、史学提升、经学式微与传统社会结构面临着整体性挑战。72王遽常：《钱塘张孟劬先生传》，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3页。

在序中，他对举罗列章学诚治学方式之优长与考据学之诸多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三，从学派门户的角度，张尔田认为为休宁、高邮之学者，以墨守门户为宗，故不免党同伐异之弊，章氏则不然，其学循大道，矫世趋，逆风会，以不党救党。

与此相对的是，章氏之学的真价，直到中国学者中有人治西方学问后，方才被认识到。且由其学术实践可知，其治学理路与新派具有亲缘性，与张尔田则似相近实相远。

在内藤看来，章学诚的史学并不是单纯记录事实的学问，同时也从根本上对史学给予原理、原则的思考。年谱发表后，引起胡适等人的关注，由此，他认为章氏之学引起中国新派学者的注意，而在此之前，张尔田、孙德谦已对章氏之学有所钻研，与对胡适的身份认定不同，内藤视张、孙二人为治旧学者，【17】可见在新旧之间，内藤是有所判断的。

在1915年8月京大夏季演讲会上，内藤开讲清朝史通论，内容涉及清朝的史学。35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中国史学史》，第363—364页。概言之，立场之外，【58】就学术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二人对对方的观感实则是一种幻象和误认，故彼此关于中国经史之学的认知亦方凿圆枘两不相合。他提出过诸多重要学术命题，尤以文化中心移动说和唐宋变革说影响深远，后者至今仍是唐宋史研究领域一再谈及的重要范式。

 摘要：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70张尔田：《与陈柱尊教授论学书》，《学术世界》1935年第6期。

今文为经，经主明理，故于微言大义为独详。但不能据此理解孔子，其删述六艺的行为，具有非定向建构的意味，故所存之精义有随境况变化而不失其有效性的潜能。

处此大变局之中，张氏著《史微》，实欲为古人洗冤，为来学祛祸，故含存亡继绝以开新途径之意。他将经和史理解为哲学和史学，认为此二者在章学诚的思想中具有高低本末之别，即一切学问之根本是史学而非哲学，这是章氏之学的理论特征。